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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到底是怎样一个人
上世纪二十年代,中国正处于思想变革的活跃期。激流涌动的新文化运动,造就了一大批国学大师,或者是他们引导了这场变革。
其中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,其开创性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影响深远。这种开先河的创举,甚至于高出他的学术观点内容本身,此人就是胡适。
胡适1891年出生于松江府(上海),出生时其父胡传年已五十,四年后去世。
19岁时胡适考取“庚子生”,保送留洋。学成归国后,入北大任教。学贯中西的他,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引领者。
他致力于改变国人旧观念、旧思想,无疑有积极进步的一面,但对于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。他与树人先生的交往,恰是两种截然相反评价的有趣结合体:
恰逢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应用的年代,树人先生也是坚决拥护白话文的,读过胡适写的著作后,赞不绝口:“警辟之至,大快人心!”两位大才子一见如故,大是倾心。然而,随着一系列分歧,两人背道而驰。
树人先生对胡的态度由大加赞赏,转变为讥讽排斥。连那本原认为“警辟之至”的《白话文学史》,在周先生眼中“也不见得好”了。
倒是胡适初衷不改,仍有赞语:“五四白话文的贡献,成绩最大者是托名鲁迅那位”。
鲁迅眼中“揉不得沙子”,对胡适教学生“只管读书莫问国事”以及同高官往来甚为鄙夷。反而胡适对此不以为意,依然故我。在苏雪林恶意攻击鲁迅时,他还曾出面维护,告诫苏“不必攻击私人行为”。
如此大度,和胡适率性自然的性格有关,更是与其思想观点有关。
他曾对“生气”做过一番很精彩的描述:
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,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,这比打骂还难受。
胡适的好脾气,也因他是个理性之人。他的理性甚至有些过头,过分强调客观却忽略了主观的重要。
面对日军对中国的威胁,胡适认为,以中国孱弱的军力,绝不具备对付倭寇的能力,倘若与日本冲突,无异于以卵击石,希望微茫。
他的观点是:一个国家真正覆亡不在军事失败,而在文化学术灭亡,应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。
正是因为他过于理性的观点,蒋曾斥他为“文化买办”。
胡适作为文化人,某些观点还是有着狭隘性的。如果一个国家军事失败,无法保持民族独立,入侵者定会以另一种文化予以改造替代,皮之不存毛将焉附?这种情况事实发生过,日本在占领区强行推进日语教育,企图改造敌占区民众的思想。
他仅以“不具备对日作战能力”之由一味避战,恰恰是忽视了信念所能诱发的巨大能量。
胡适反对暴力,坚持渐进的改革。在文化上他是破旧立新的先驱者,但在改变当时混乱现状的方式上,是站在“改良者”一方的。
胡适诙谐幽默,曾发生过很多趣事。
胡适、江冬秀
为取悦夫人江冬秀,竟独辟蹊径创出“新三从四德”:
太太出门要跟从,太太命令要服从,太太说错要盲从;太太化妆要等得,太太生日要记得,太太打骂要忍得,太太花钱要舍得。
读来令人捧腹,放在今日,胡适堪称“模范丈夫”。
可能是由于精神世界太过丰富,他对钱的态度很无所谓。
胡适收入高,时局困难身边不乏穷朋友,没饭吃了就去他家蹭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,胡夫人对此也很宽容,总是倾尽全力招待这些囊中羞涩的客人。
李敖在成名前经济窘迫,给胡适去信,称三条裤子都送给了当铺。胡适对李敖的满腹才华还是很爱惜的,赶紧寄了一千元过去,解其燃眉之急。
有人说为了这份情义,李大师一辈子没把谁放在眼中,但对胡适却能另眼相待。
也不尽然。李敖一贯直言不讳,不能因为这个就不抨击:
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,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……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,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,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!
唉,真是文人相轻啊。
胡适一辈子醉心学问,为中国古典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变,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,影响和培养了罗尔纲、傅斯年等大批新文化生力军,功不可没。他是一位成功的学者,并非圣人,瑕瑜互见。归根结底,他终究是一个好人。
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评价:
胡适是一个书生,说不好听一点,就是一个书呆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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